蒋梦麟（1886-1964）
浙江余姚人。191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毕业。1927年至1930年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同时兼任浙江政治分会秘书长，教育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及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年2月和5月，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的两颗巨星——胡适与梅贻琦，相继在台北陨落，台岛各界及海内外相知的学人闻之无不同声悲泣。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且互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士”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骨锥心的哀戚在心头，尤其是对胡适。
当他听闻胡适于中研院大厅演讲后倒地不起，直至撒手人寰，他哀恸不能自制。这中间除了胸含对失去老友的巨大悲痛，同时还有辜负胡氏好意的深深愧疚与自责。因为，胡适当年专门书信一封给蒋梦麟，分析并警告蒋梦麟的婚姻将不会长久，并且他在信中所说的后果都将一一出现，而蒋梦麟一手种下的苦果不久就会尝到……
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辉煌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1947年3月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蒋梦麟又亲自品尝了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
红极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几个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委员等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和名重台岛的“国之重臣”。
蒋梦麟出掌农复会主任之后，原来有些弯曲变形的瘦弱骨架再度挺了起来，低垂的头颅也重新仰起，老羊皮袄一样厚重的眼皮随之轻捷地上下开合，浑浊的眼球渐渐明亮起来并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从脚到头地看上去，人确是精神了不少。只是这个农复会生不逢时，刚一坠地就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通货（金圆券）膨胀，民不聊生，国共内战一天紧似一天，而北方渐为共产党毛泽东的部队占领，蒋梦麟只好率一班人马在湘、桂、粤、滇、闽、黔、蜀等省区推动工作。
农复会在大陆工作短暂的一年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社会的矛盾，使农民得到某些实惠。惜因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农复会的工作成就淹没在硝烟炮火中没有得到突显，尤其当时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众，农复会的经费、薪饷都使用金条、银元等硬通货，需动用飞机来回搬运，这就为计划实施带来很大不便与阻力，有时钱还未拨到，该地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农复会人员只好随慌乱的人群老鼠一样潜逃出境。
随着国军的崩溃和国共军事实力逆转，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往广州。
此时，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所向无敌，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蒋梦麟眼望共产党军队潮水一样向西南之地涌来，便率一班亲信飞往台湾，除了解农业行情外，主要向主持当地军政事务的陈诚探询是否有推进土地改革的意向。并不糊涂的陈诚自是不会让一个肩上背着几袋子沉甸甸美金的老汉轻易离去，于是满口承诺，主客皆大欢喜。1949年9月，蒋梦麟率农复会部分亲信人员扛着美钞正式把总部迁往台北。
蒋梦麟率部分人员在台湾甫一落脚，就传来北部地区发生牛瘟并迅速向整个台岛蔓延的凶讯。蒋梦麟便率农复会成员查明原因，着手治理。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1950年1月前，终于将牛瘟封杀于台北平原的出口——龟山通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牛瘟捕灭战就此完结。这是农复会到台湾后为当地农业复兴建立的头功，仅此一役，就令全台民众刮目相看。
新的一年到来了，农复会在台湾稍事安顿即有序地展开了工作，经过多年苦干，土地改革成功，迎来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农村的复兴，释出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又进一步促进了60年代中期之后工业的快速发展，直至迎来了台岛列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全面腾飞时代。
农复会还有一功劳，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初期，财政极其困难，军政工教人员的薪水难以按时发放，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许多过去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不得不以稀饭和青菜充饥，直到胡适从美国回台出任研究院院长时，艰苦的生活状况仍未有大的改观，年迈的胡适也一样靠喝稀饭充饥。因而，台湾当局无力拿出钱财像过去一样搞公费留学，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一到台湾，有鉴于各方面急需人才，便利用农复会的美援款项，协助当局选拔人才公费出国留学。从1950年录取第一批人到1995年终止，由农复会出资留学成才的不计其数，李登辉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和知名者，可惜此人后来沦为民族败类。
农复会在台岛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自蒋介石 ，下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农民兄弟的赞许。在阵阵赞誉声中，蒋梦麟于1958年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从而使他晚年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也是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最后一次辉煌。
遭遇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之后，随着工地陆续开工，蒋梦麟每个星期总有两三天要在石门水库现场办公，晚上不能返回台北，就住在库区建设工地的宿舍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对蒋家人员来说一件大事发生了，蒋梦麟的夫人陶曾穀撒手归天。
陶曾穀在病榻上与死神较劲争斗时，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官太太，亦即陶的一位表亲经常到床前照料，二人感情甚笃，无话不谈。当陶曾穀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前夜，她借回光返照的短暂清醒之机，拉着这位表亲太太的手说了如下一段话：“孟邻（蒋梦麟的字）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陶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水，一直凝视着这位表亲久久不愿松手，这位太太自是满口答应。
陶曾穀撇下丈夫与孩子独自远去，亲属好友为之悲痛涕泣，那位受托的太太始终没有忘记陶氏的临终遗言，开始替蒋梦麟提亲说媒，但一年下来，所物色的十几个女角，其姓名都被蒋梦麟偷偷用红笔勾掉扔到了垃圾筐。到1960年秋，终于觅到一个令蒋梦麟满意的美人，此人便是蒋梦麟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那位媒婆立即安排二人在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相见。接到电话后从石门水库一路驱车狂奔、满面风尘赶到现场的蒋梦麟在华灯闪烁中一见徐氏，如睹天人，伸出的舌头久久不能缩回，惊喜慌乱中竟差点跌倒在地。
徐贤乐乃江苏无锡人，1908年出生，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造船工程师；祖父徐建寅十八岁时协助父亲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发制成无烟火药，最后在制作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遇难；父亲徐家保，曾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等职。徐家保生五子四女，徐贤乐是徐家幺女，人聪明漂亮，备受宠爱。徐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被师生称为“校花”，大学毕业后曾到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过一阵子，由是被称为“部花”，抗战后期经孔祥熙介绍到中央信托局任专员，摇身又变成了“局花”和“专花”。正是这一串“花”的光环，追求者如同暗夜的萤火虫纷纷扑撞而来，但徐贤乐不以对方身材长短和相貌来交往，而是以口袋里的钱财是否响亮、钱包是否饱满来衡量，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徐贤乐挑选了年近五十岁的杨杰将军嫁了过去。因这场婚姻是以财势为追求的终极目标，结果是结婚七个月就宣布离婚。
1949年，徐贤乐赴台，似是上帝专门安排她与蒋博士相恋相爱，而后再出演一场情感悲剧大戏。
蒋梦麟与徐贤乐于圆山饭店相见之时，前者已是七十五岁的老男人，后者属五十三岁的中老年妇女。在圆山饭店的酒桌上，徐贤乐的一笑一颦都令蒋梦麟觉得有无限美感。
返回石门工地的蒋梦麟迅速从失去陶曾榖的孤寂沉闷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满怀激情，挥毫泼墨修书一封，派员驱车送与徐贤乐府上。其中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一句。此为蒋给徐的第一封情书，这封日后见诸报端的情书，宣告了蒋正式向徐求婚的开始，也是他婚姻悲剧的肇端。
在一片反对声中悄悄举行了婚礼
蒋、徐二人半明半暗拍拖了三四个月，徐贤乐基本上已探明蒋的财产尽管不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他结合，自己不会吃亏，还略占便宜。于是开始加快步子把二人的关系推向深处。
而蒋梦麟干脆找来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皱纹水色纸，研墨挥毫，敬重而虔诚地用小楷书写艳词一首赠予对方。词曰：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
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五代顾敻词 调寄诉衷情
辛丑春书于石门
蒋梦麟
在这首诗词的背面，蒋梦麟又手书一行字：“敬献给梦中的你”。
蒋梦麟整日琢磨着给徐贤乐写艳词，并欲娶这位半老徐娘为妻的消息很快传出，引起了上自宋美龄、陈诚、张群，下到北大同学会师友的普遍反对，而蒋梦麟领导的农复会上下反对犹烈。当此之时，反对集团中的许多人并不认识徐贤乐，只风闻其人出身无锡名门望族徐家，因而有人误把当年与胡适相恋过好一阵子的北大学生徐芳当成了徐贤乐，并传言徐芳为与蒋梦麟成就百年之好特别改名以避人耳目。后来事实证明是不对的，日后，随着蒋、徐二人的官司展开和胡适信件的公布，世人确信徐贤乐与时在台北的徐芳是堂姐妹，并不是一人。
总之，从台湾高层到蒋梦麟本单位的同僚、朋友，反对蒋、徐结婚的呼声日渐高涨。本来就对蒋、徐婚姻持反对态度的胡适，也不顾因病住院治疗，于深夜病床上以老友的姿态和口吻，给蒋梦麟写了一封暗含许多朋友意见和倾向的敦促劝告书，淋漓尽致地将自己的情感加策略倾泻而出。
信中，胡适对徐贤乐横挑鼻子竖挑眼，并且以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以考证《水浒传》《水经注》的手法，考证出徐贤乐如何不好，甚至阴险毒辣。不仅如此，胡适还在信中为蒋梦麟安排起了后事，书曰：“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穀的儿女，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事，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全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
在胡适眼里，似乎前边等待蒋梦麟的不是挽着新娘的细腰出演洞房花烛夜的美景，而是呜呼哀哉伸腿进棺材！
蒋梦麟收到这封信大感不快，想不到在人生寂寞孤独的晚年，好不容易网到一个半老徐娘，居然引起如此大的反对风浪，而五十年的好友胡适之也斜刺里插进一杠子。他三下五除二把信撕得粉碎摔入废纸篓中。多亏秘书事后把信拾起并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得以保存，后来又在报上刊发，为研究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向来择善固执的蒋梦麟面对亲朋故旧各种形式的劝说与围剿，继续我行我素，誓与徐贤乐共结百年之好。但蒋梦麟也知道反对面人多势众，且牵涉到宋美龄、陈诚、张群等政治高层人物，不能过分刺激对方，乃在支持者与身边几个谋士的暗中操纵下，决定采取悄悄的方式，于胡适写信一个月后的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与徐贤乐秘密举行了婚礼。
胡适坚定地认为蒋梦麟的婚姻不会长久
尽管行踪诡秘，蒋、徐结婚的消息还是被记者侦知，于是第二天各报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对此大肆渲染，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穀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
对此，报纸特别引用了徐贤乐“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云云。
蒋、徐二人躲开记者的围追堵截，驱车到石门水库转了一圈，看了几眼松海林涛，花香鸟飞，而后转赴台中，计划畅游日月潭，好好地度蜜月。《大华晚报》《联合报》等作了追踪报道。一时间，蒋、徐的婚事成为官僚政客和民众的饭后谈资以及插科打诨的作料。
刚出院回到南港研究院宿舍的胡适也听到了这一 “喜讯”，并且知道了自己写给蒋梦麟的信的结果。
胡适在给蒋梦麟的信的最后一句话特别强调“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意思是不要告诉别人，当然更不该告知徐贤乐。想不到这老蒋不知是老而糊涂还是确实对胡适的做法耿耿于怀，竟对记者全盘托出。这一招尽管算不得出卖朋友，但对胡适却算不得什么光彩之事。一时间，“胡适密信”满城皆知，成为无聊者饭后的谈资和胡氏自取其辱的儒林笑柄。面对这样的结局，蹲在南港宿舍中的胡适面对一堆报纸已无话可说。
蒋、徐二人自日月潭回归台北后的7月26日，蒋梦麟意识到自己近期办事说话有些出格和不妥，也为了安慰老友的情绪，遂专程驱车看望胡适。百感交集的胡适拿出他的老一套戏法，打着哈哈向对方道贺。蒋对胡说，徐贤乐尽管已是半老，但人还很健康漂亮，脾气也很好，并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胡适听罢仍然打着哈哈，脸上呈似笑非笑状予以应付。待蒋走后，面对身边工作人员的问询，胡氏仍坚定地认为这个婚姻不会长久，他在信中所说都将一一出现，蒋梦麟一手种下的苦果不久就会尝到。
1963年4月11日，有关蒋、徐的花边新闻开始在报纸广播中大规模地出现，只是民众看到的不再是二人的恩爱与承诺，而是婚姻破裂、相互攻伐的诉讼与对骂了。胡适当年的话不幸言中，只是此时的他早已钻入了黄泉古道，墓有宿草，见不到这一幕大戏了。
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事实上，就在胡适去世之时，蒋、徐的婚姻已经频亮红灯。
蒋梦麟生性爱静，不喜应酬，有人请他吃饭多半推辞。但与徐贤乐成婚不久，却一反常态地一请就到，后来有同事逐渐探知其中的隐秘。
蒋、徐结婚之后，徐掌控了家中一切财政大权，每天的饭钱限定二十元以内，比不上当时一个打工的阿仔。蒋与徐为此多次争执，但均无效，蒋在怨恨愤怒中渐有悔意并开始醒悟，认识到自己以前确是有欠考虑，但如今是骑虎难下，勒马不及，只好徒叹奈何。
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下，爱脸面的蒋梦麟对外人不好明说，只好借别人宴请的机会独自一人悄悄溜出，吃点饭菜补充一点营养，不至于因营养不良而猝然倒地毙命。
就在胡适去世九个多月的12月6日下午，蒋梦麟赴台中出席“四健会”年会，因心情郁闷导致精神恍惚，不幸失足折骨，急送台北荣民总医院救治。此为蒋梦麟人生晚年一个不幸的分界线和转折点。
作为妻子的徐贤乐不仅对蒋的断腿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还以费用难筹为托词，逼迫蒋梦麟由大病房搬入一个狭小的房间。更甚者，徐竟以医药费无着为由擅自向石门水库借了一万元。更为出格的是，徐贤乐以农复会一把手自居，逼迫蒋的同乡、同僚加至好、农复会元老沈崇瀚夫人迁离宿舍……
躺在床榻上的蒋梦麟闻知此事，羞愧难当，当时气昏，而后捶床恸哭。也就在这个时候，蒋梦麟一咬牙，决定实施反制，并把几个谋士叫来成立了一个“征讨徐氏谋略团”，密商对策。
1963年1月23日，蒋梦麟拖着一条石膏固定的残腿走出荣民医院。根据既定谋略和设定的妙计，蒋梦麟没有返回家中，而是驱车进入一个密所躲了起来，同时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战斗檄文，令人送给正在家里家外拍桌子捶墙的徐贤乐。蒋梦麟在信中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徐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过，表示自己为娶徐弄得六亲不认，但徐又不体谅，搞得自己伤心透顶，在亲朋故旧面前脸面丢尽，无地自容。鉴于徐氏造成的不能打伙过日子之局面，自己愿意每月拿出三千元青春损失费支付给徐，但以后徐不得再与自己见面，从此一刀两断，各奔东西云云。
徐贤乐猛不丁地接到蒋的征讨檄，开始方寸大乱，以头撞墙，挥拳乱打一气。待缓过劲儿来，她开始转守为攻。徐氏以个人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亮出蒋给她的情书、艳词等信物，以证蒋、徐婚姻是蒋追徐而不是相反，同时证明蒋、徐原极恩爱，完全是别人挑拨离间。招待会上，徐贤乐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决不妥协，决不离婚，决不屈降，誓死要与蒋氏战斗到底，不惜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3月2日，蒋梦麟再度草拟一份讨伐檄文公开在报上发表，文中严词指斥徐贤乐的荒淫无道，贪婪无耻。3月14日，徐贤乐开始大规模反击，写了一封火药味十足、看点颇多的《徐贤乐覆蒋梦麟书》并授各报纸刊发转载。一起家庭纠纷酿成了社会高度关注的新闻。蒋梦麟希望外界对他个人私事无须太注意，只期待冷静解决问题。他苦笑着委托律师王善祥与徐贤乐谈判离婚一事，徐仍以强势姿态予以拒绝。蒋梦麟见状，索性于10日诉请离婚。
几乎与此同时，徐贤乐也在家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坚持蒋梦麟突然变卦，以不仁不义之举对待自己，完全是别人挑拨的结果，坚持“结婚乃终身大事，是爱蒋博士的人，而不是他的钱，当初嫁他，就是要作他的终身伴侣，所以决不离婚”。
4月16日，徐贤乐在《联合报》发表了名为《我与蒋梦麟》的长篇战斗檄文，历数了与蒋的恋爱经过，以及蒋变心的缘由，痛斥了蒋氏与手下“谋略团”丧失人性之非，表示誓死捍卫自己的合法婚姻，并与蒋梦麟集团战斗到底。这篇檄文的发表，标志着蒋、徐离婚已无转圜余地。
躲在一间地下密室指挥作战仍不露头的蒋梦麟，让徐贤乐心中窝火又一时无可奈何，她决心把蒋梦麟从地下密室揪出来，让其暴露在阳光下，在媒体和法庭中当场对质，以辩曲直。
在遍搜蒋氏而不得的情形下，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他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
第二天，类似“徐贤乐夜闯农复会，蒋梦麟地道中逃生”的新闻在各报纸出现，《联合报》刊发了当晚记者拍摄的徐贤乐被掩护蒋梦麟逃跑的人扭住手腕的照片，此照刊登，标志着蒋梦麟离婚事件在舆论上的转折点。过去多数人站在蒋梦麟一边，此后舆论风向大变，许多人开始弃蒋拥徐。
在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下，腰杆渐硬并不再祈望与蒋梦麟一同生活的徐贤乐，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强攻，蒋氏一方被迫转为战略防御。对于双方各不相让的诉讼请求，法庭方面鉴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古训和现实，极不愿拍板断案，力促当事人双方和解息讼，并恭请国民党元老陶希圣和大律师端木恺出面调停。在陶、端二人的努力下，终于在1964年1月23日调解成功，双方协议离婚，所涉内容关键三条：
一、由蒋梦麟付出赡养费五十万元与徐贤乐。
二、徐贤乐现所住之农复会房屋应迁出交还，一切家具留下。
三、徐贤乐所拿去之股票及存款，均应交还蒋梦麟。至首饰等物，则归徐女士所有。
此前，蒋梦麟在台北近郊接见记者，对自己的婚姻是否受人挑拨之事特别作了说明，说话时他声音颤抖，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当记者问到他此时的心情和身体情况时，腿伤未愈、身体孱弱的蒋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引用《三国志》中司马懿对最后一次兵出祁山的诸葛亮的猜测之语，说：“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言毕泪下。想不到一句成谶。
连续的攻守防御作战，最终导致整日处在忧思愁绪之中、愤闷异常的蒋梦麟患上了肝癌。1964年6月10日，已是七十九岁高龄的蒋梦麟进住荣民总医院治疗。
6月14日，病床上的蒋梦麟象征性地为石门水库竣工剪了彩。一切完毕，蒋的脸上露出了几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最后一件大事因缘了结，自己也该平安地走了。
6月17日下午，蒋介石夫妇及蒋经国赶到医院探望蒋梦麟，此时病人正在睡觉，蒋介石一行未再打扰，只叮嘱其女儿燕华要让其父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等语，并说过两天再来探望。
第二天即18日上午，蒋梦麟病情急转直下。6月19日，蒋梦麟在呼出最后一口气后，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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